他是一个优秀的卧底记者,善于深入社会底层,去报道社会主流所不愿与闻的新闻。天黑之前,他就潜入了石壕村,现场报道了“有吏夜捉人”的场面。现在,这些“经典报道”都选入了中学课本,使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,“吏呼一何怒,妇啼一何苦”,知道战争残酷到一个已经牺牲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要去随军服务,而这个“烈属家庭”的媳妇则穷得“出入无完裙”。在他现存的大量诗章中都具有一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“现代性”——尽管那时没有人本主义一说,但他有这样一种品质。
公元759年,他47岁了。在那个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年代,诗人只有十一年好活了,他用了八年泡在蜀中。本来,经历过难以备述的苦难,诗人已经“官复原职”,可同时,他也已经对政治失望。这时,有朋友到成都做领导,诗人总是一副诗人性情,于是当年秋后辞官,年底就到达成都。
想当年,十几岁就诗名动天下,后来一度枉把华章投权贵——即便对于现代的读书人,这也是正常的事——然而,幸也不幸,他功名不遂,生逢乱世,民间疾苦,世上疮痍,命运偏偏要成就一个“诗圣”,一个伟大的“卧底记者”。他用诗记录的历史,具有史诗般的壮阔,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告诉你那么多,那么多直接采自“生活现场”原生态的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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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的川西平原,沃野千里,水肥草美,半生离乱的诗人遂得以安生。还是靠朋友帮助,在城郊置地一亩,盖起“草堂”。这时,他的生活呈现出一丝安宁祥和的景象。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竿”,看来,“流浪记者”开始休假。可是有一天,他的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,想来诗人的茅屋不会是最差的,那么,其他的人可能就更不好安生了。诗人还是那种“以民为本”的观念,仰望长天,浩叹天下寒士广厦之不可得。
“向下看的价值观”在任何时候都是孤高的。它出离时人,不仅使他不能在官方领到红包,也使这位很重朋友情谊,时常满怀深情地赞美和缅怀别的诗人和朋友的人,得回应者少。“百年歌自苦,未见有知音。”他注定要寂寞一生。
58岁了,“卧底记者”还要上路。他要死在路上。他如愿了——
这是杜甫式的死法。
他活着的时候,肚子里缺的就是卡路里。他没有料到的是,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,某些地方,一种现代产业——旅游,会因他卧过底而发达,甚至有一种肥肠食品会以他命名。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,他已经在多处长成了“文化象征”——他那副特有的石头一样瘦硬的形象,正为当地的经济要唱戏而搭台。而我因为有时被人称为记者,可想起他来就羞愧难当——我写了些什么呢?我将要写些什么呢?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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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能做到的就是,在他被人们以各种理由记起时,以我自己的方式写一篇短文来纪念他。